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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皮科•耶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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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说我可以住在机场时，这可一点也不夸张：几年前，我算出我每年有40天的时间是在机场或飞机上度过的——既不在此处，也不在彼处，而在时差颠倒的物质载体之中。（我想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许多读者也一样。）
在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生活
每年40天，差不多是6周，占我生活中十分之一强的时间。如果按一生时间来推算，共可长达8至9年。而我的那些在咨询业或国际银行业工作的朋友，可能要在半空中度过长达11至12年的生命。我们在不知名的旅客通道中度过的时间常常超过呆在家里的时间，可是，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，我们却从未停下来思考过此事。
正是这种一生漂泊的感觉，曾一度驱使我前往洛杉矶机场及其周边呆了两周，以此作为这种新型生活方式的典范和现代世界的例证——在这个世界里，人们生活在目的地与目的地之间，并不彻底融入这种或那种文化，而是生活于它们的夹缝当中。
有时，为了工作，我不得不在一周内从大马士革出发，先飞往伦敦，再去纽约、洛杉矶和日本京都。有很多次，当我动身前往一些我认为具有异国风情的地方时——比如朝鲜、不丹或复活节岛，我会注意到，飞行途中经历的奇闻趣事与不和谐音符，与到达目的地即将见到的事物一样令人吃惊。
我常常认为，“旅行”本身已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和其它国家不同的是，地图上找不到它的位置，历史书中找不到它的踪迹，也没有一本旅行指南来介绍它奇特的风俗名胜。
旅行，是目的不是过程
我有这样一种直觉：旅行可能不仅是一个过程，本身可能也是一种目的。而我认为，这种直觉肯定是我与生俱来的。我出生于牛津，我的父母来自印度，后来我们又迁往加利福尼亚——这个事实让我欢欣不已，那就是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地方，但与每个地方却都有一点沾亲带故。
9岁时，我开始“飞”往英国读书，一派典型的皇家风范，尽管这个“皇家”只统辖我自己。
父母居住的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家已经流于形式，透着些许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；学校是野蛮人的领地，受一些封建酋长监管。飞机与机场开始像个乐园了——在目的地之间的航途中，没有政府的司法管辖，还有热情的机舱服务员在旁端茶倒水，有电影看，有可乐喝，还能偷偷瞟一眼坐在我前面几排的拉奎尔•韦尔奇(Raquel Welch，世界名模——译者注)。
今天，旅行被普遍认为是另外一种生活选择，是一个平行的世界，是完整的第四世界(Fourth World)：有自己的神圣文稿——旅游指南《孤独的行星》(Lonely Planet)，有自己的音轨——第三世界每个小酒馆里都在播放Lionel Richie和Eric Clapton的歌曲，有自己的古怪国民——戴着手镯的丹麦人和刚刚退役的以色列青年。
随身携带的家园
有一些人，他们旅行是出于逃亡或朝圣的目的，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即将离开的地方或正在前进的方向。或许可以称他们是流亡者，而他们则自称为探求者；而我们中的许多人仅仅因为习惯而旅行。因为旅行是我们所知道的惟一家园。
对我们而言，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，家园，是一个我们不会完全信任其“国民”的异国他乡。社区，是一个陌生的概念，是一种禁锢，是瘫痪一词的避讳说法。如果我在任何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超过3个月，我会开始感到不安，促使我自己去寻找更加充实的不安分生活；这并不是我具有一种惹事生非的欲望，或是具有幽闭烦躁症，只不过我觉得自己正在背叛自己的某些东西，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因此，我已经将旅行作为可以移动的家园，无论去哪里都带着它。时至今日，我已经差不多在日本待了12年，但持有的只是旅游护照。当完成自己的高级课程后，我在那年夏天旋即动身前往印度——从技术上讲，那是我的祖国，但对我而言，那里仍然神秘而不可知，即便在现在亦是如此。
在最后一个学期，我偷偷溜出学校，利用自己变色龙般的肤色，在加州的一家墨西哥餐馆当初级服务员，彬彬有礼地将热沙司倒在顾客大腿上，将一杯杯水洒在他们新鲜出炉的墨西哥玉米卷上。我用在这里挣来的钱，在墨西哥提华纳市登上一辆巴士，游遍中美洲，再去哥伦比亚、厄瓜多尔、秘鲁和玻利维亚旅行，之后搭乘飞机前往南美洲东海岸，游历里约热内卢、萨尔瓦多和苏里南，再经过特立尼达岛和巴巴多斯岛，回到迈阿密，从那里搭巴士回到加州。因此，当我升上大学时，我知道自己的教育将全部来自旅途。美国泛美航空公司(Pan Am)是我的哈佛(Harvard)，向我讲授狂热探险家、桂冠诗人梅尔维尔(Melville)，而当年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(BOAC)也就是我的耶鲁(Yale)。
后来，我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，并把大量时间花在撰写去意大利、希腊、英国和法国的旅行指南上。最终，我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工作，然后立即去缅甸和泰国度假。后面的一个假期去了巴厘岛，再下一个假期去了印度。最后，我发现我获得的回报是来自内心的，而且我必须用一个稳定的工作所带来的保障，去交换不稳定的人生为我带来的一种亲切感。从那以后，我更换护照就像更换信用卡一样频繁。我有将近50本护照，却从未拥有过一个家。
有时，我努力工作所挣来的，好像就是频繁飞行累积的里程；我还吓唬我的朋友们说，我理想的家庭环境就是酒店（我在喜玛拉雅山下的一家小宾馆里写下了这样的话，我在那里度过了6周）。我的意思并不说旅行一定比稳定好，只是对我而言是这样。长期呆在一个地方，那里就会变成一个拥有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，让我呆在那样的地方，无论是对社会还是自己，我都是会成为一个没用的废物。
内心平静高于生活稳定
如果你生活在一种频繁旅行的状态中，你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内心的平静。这种平静要比单纯的稳定更为深刻，它在身体和精神层面都不同于安居所带来的稳定感：达赖喇嘛经常周游世界，从某种角度上讲，他带给各地人民的是他那平静中的关注和庄严。
每年，我都会四次前往一个天主教修道院待上几周时间。尽管那里没有天主教徒，但我很少离开我的小房间，只是看看窗外亘古不变的大海。每年，我会花很多时间呆在日本乡村一间两居室的公寓中，在那里，我没有汽车，没有自行车，没有互联网，也没有电视：我移动的距离完全取决于我的双腿。一个旅程接着下一个旅程，这形成了另一种样式的稳定，那就是旅行本身。
然而，在我平静的内心深处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准备下一次旅行：就像弓箭手弯弓准备射箭一样。孩童时代，我曾因为自己乘飞机上学而认为自己不同寻常。现在，尽管这种频繁旅行的生活仍然只属于少数群体（这种生活也属于1亿离开祖国的人，他们从未想过离开自己的家，对他们来说，背井离乡是件痛苦的事情），但我看到搬家正慢慢成为几乎所有人生活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。
祖父母年代的静态生活已经只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的MTV片段里找到。随之而来的是不协调、混乱和困惑（你可能说文化冲击和高空病令时差反应变得更明显），同时也带来了可能性。电脑空间给我们提供了思考距离和地理的新方法。对我来说，旅行已经变成一种语言。使用这种语言是英明之举，因为家庭、社区和自我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。
在我提高我的“旅行国”（我入籍的新国家）语言能力的时候，我看了看周围，发现我所在的国度正在不断扩张，而且比那个一成不变的世界更具活力、更为人丁兴旺。
译者/何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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